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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还将他们的宠物描述为让生活方式更加简单、更加高尚的人生导师。Bennett和Schaan发现，他们调查的成功人士们实际上将自己的狗看作一种拥有更好的生活的榜样。人们发现狗可以无条件地爱，容易原谅他人。但是人类似乎更容易让彼此失望。Bennett说：”动物身上有种真诚的品质，这正是我们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所渴望的。”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苏银霞：跟我们共同担保的企业赛雅公司当时也缺钱，因为他们盖了很多楼，农民工甚至在县政府门口闹事。等我的银行贷款下来后，赛雅说“你的钱你一分也不能动，如果动了，你活了我就没法活了”。因为赛雅的规模比我大，他活了才能保护我，我活了保护不了他，当时考虑到大局，只能赶快把贷款让给他，他活过来我才能活。包括借高利贷的钱也是赛雅担保的，我本想着忍气吞声，抓紧筹钱，让这个事情赶紧过去，没想到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短期来看，我们觉得仍是一个继续走弱的趋势。有几点，第一点，固定资产投资，三驾马车中最有效率的还是投资，因为消费是中长期的，出口根本就没有可能性得到很大的改善，就看投资。现在问题是投资很难有明显的起色。投什么？过去我们讲我们太勤奋了，我回来会讲为什么太勤奋，我们不仅把这代人的钱花了，把我们祖先留的基础干完了，把我们这代人该干的事情干了，我们还把下代人该干的事情干了，把他们的钱用了，把该干的活儿干了，我们把基建都搞了一遍，后代人想拉动经济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还真想不出好办法来。另外，三驾马车里，消费和出口都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居民收入经过调整之后，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再提速并不容易。

对我们来说，我们政策方面还是有持续的能力，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觉得经济运行遇到了问题，中美关系冲击之后我们就调整我们的政策，我们采取了一些政策是过去我们想了很多次但是没做的。比如减税，减税我们过去也提，我总是反对过去我们的一些提法，像“结构性减税”之类的。与“结构性减税”相对的另外一个词叫“结构性加税”，因为税收总和的增速一直超过GDP的增长速度，那一定是加了，不加怎么会冒出来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呢？所以，讲减税就要讲总量减税，不讲总量减税的减税都是假减税，还看数据，税收增长速度要下来，这是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我们中国的税收政策定的很严苛，我觉得挺难的。

再则，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目标都着眼长远，一般都有长期、中期和短期目标，并不断根据形势调整和修改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措施。库恩表示，中国奇迹发生的另外两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政府在实施和推广一个项目或一项政策之前都会进行小规模试验和测试，总结经验教训优化之后才会在全国推广；一些项目和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则会及时承认，并及时调整和修正，“这些方式方法都值得鼓励”。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讲一件在叙利亚期间让你难忘的采访吧。杨臻：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简直太多太多了。我们在那里的采访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去前线，一类是采访一下难民，一类是分析一下局势。我觉得，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些流离失所者。因为，难民是有明确定义的，逃到国外算难民。叙利亚境内更多的是这种，英文翻译的话是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即流离失所者，我们广泛的称之为难民。